胡恒丨当代史：一种建筑写作

胡恒：当代建筑研究者，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已出版著作包括《不分类的建筑》《不分类的建筑2》《暗房》（合著），主编集刊《建筑文化研究》（第1至8辑），译著有《收缩的城市》（与史永高、诸葛净合著）。

本文是《遗忘之场》一书的序言。

当代史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一些人认为，当代史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从 1914 年截至 1945 年。另一些人则认为，当代史指的是全球史，其合理的分界点是 1960 年，肯尼迪就职美国总统，世界进入全球化模式。在某些人看来，这个概念很常态，因为“自修昔底德以来，大多数最伟大的历史著作都是当代史”（塞顿－沃森语），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家保罗·焦维奥就写过名为《当代史 ：1494—1547》的著作。而对国内的历史学者来说，它的含义很明确，当代史即共和国史（1949 年以来的中国历史）。

这些观点大相径庭，但都包含一个共有的态度 ：历史学家的职责并非单纯的“了解过去”，他还需对身处的时代作出回应。一旦这个时代是特殊的——比如说两次世界大战——该职责就更显迫切。这也是关于当代史的讨论发端于 1918 年的原因——世界发生了巨大的断裂，旧秩序终结，历史的含义亟待修订……此时，本已习惯埋首于故纸堆的历史学家们齐齐将目光转向自己身边。

每一个时代都有特殊之处。在我看来，强调当下的独特性（历史的转折点、断裂口之类）并不重要。当代史既非描述也非定义，它要做的是去展开某种“局势和条件”，进而诠释发生于当下的荒诞事件。也即，认知某种“神奇”的当下。对此，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下简称《雾月十八》）里做了示范。他截取一段“各种尖锐的矛盾极其复杂”的时期（1848—1851 年的法国革命），描绘了“被涂成一片灰暗的那一页历史……正是在这一页历史里，人物与事变仿佛是颠倒的施莱米尔——没有肉体的影子，革命把自己的体现者麻痹了，却把热情全部赋予自己的敌人。”在将这一页灰暗历史的“局势和条件”铺展开后，荒诞的“波拿巴事变”（“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变得容易理解起来。在该书中，马克思展示出撰写当代史的方法、技术与概念，150 年后的今天，这些依然有效。

当代史中，历史学家不再是客观地展现一幅旧日图景，而是将图景边框拉伸到此刻此地。读者既是旁观者，也有可能是其中的角色，他们会在这张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认知自己和过去的联系。他们不再是“没有肉体的影子”。另外，当代史还将作者拉入历史之中，他兼具历史的见证者和编撰者双重身份，这迫使他要不断思考自己及其写作对于历史的意义。历史、当下、写作者三方关系被重新调整。写作不再是安全距离之外的平静审视，它必然会进入历史洪流，成为其中一股动力。

一、主题即问题

当代史的第一个主题是，当下，如何成为历史？或者说，我们的写作如何使当下具有历史感？显然，只注目于当下是不够的。用对待过去的方式来描述现在也行不通，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新鲜活泼的直接经验，而不是积满灰尘的档案袋。它们常常无人评说就转瞬即逝，更没有文献资料可供参考——我们是第一个将之纳入历史轨道的人。那么，怎样赋予这些还在过程中的直接经验以历史性呢？这是当代史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实际上，现在总是与过去有所关联。如同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一书的开篇所言 ：“黑格尔曾经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件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了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喜剧出现。”某种意义上，这句话是我的“当代史”研究的支点。马克思与黑格尔提到的“周期”是关键。在马克思所设立的“历史周期”中，过去（1848 年的“二月革命”）和现在（1851 年 12 月的“波拿巴事变”）具有某种特殊的联系。

过去是一个词语、一个预言，而现在则是过去的重影、一出模仿的滑稽剧。在这个三年的周期中，当下具有了历史意义。所以，“当代”是一种关系 ：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我们笔下的当代能够成为历史，正在于它是某一历史周期的组成部分。

当代史的第二个主题是，过去，如何影响着当下？或者说，过去，如何进入当下，成为构筑我们现实感的一部分？在《雾月十八》中，1848 年到1851 年的历史周期就像一柄“时间炖锅”。各个历史角色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位置，反复摩擦。人性的弱点和黑暗面在这“灰暗的历史一页”中被挤压出来。它使得一次不算彻底但也颇为鼓舞人心的“二月革命”，“沿着下降的路线”走向堕落，演变成一出莫名其妙的政变闹剧，把革命果实彻底葬送。这口“时间炖锅”也是一个空间容器。过去即当下，两者近乎一体。《中华路 26 号》一文中也描述了类似情形。一栋民国小建筑（南京基督教青年会旧址）命运多舛，意外频发。它在 1937 年南京大屠杀时的火灾与2010 年的保护性重建工程之间，构成一个跨度为 73 年的历史周期。周期首尾两端是两起创伤性事件，且都是外部世界的偶然入侵。前者是历史断裂在空间上的投射，后者是城市结构变动所导致的空间微调。这个历史周期里，所有的关系都与创伤相关——这个历史周期的性质就是创伤与遗忘，正如马克思对其历史周期的定义是“革命危机的时代”。在《中华路 26 号》中，过去进入当下，走的是一条幽灵通道。1937 年的创伤内核漂浮在城市上空，等到 2010 年的重建危及这一历史记忆的最后物质载体即建筑外壳时，它才降临，将现实的符号化进程尴尬地卡在某个地方，以强调自身的 存在——遗忘是不可能的。过去与当下，在创伤逻辑的支配下联系在一起。可见，在每一个历史周期、每一段当代史中，过去与当下的关系属性都不一样，都需要作者挖掘与重构。

当代史的第三个主题是，哪些当下值得转化为历史？理论上，所有当下的经验都可转化为历史。但在写作上，能够成为历史的，就是那些会出现两次的东西了。在黑格尔那里，是“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件与人物”；在马克思那里，是“对立矛盾周期性激化”下的革命运动。在我们这里，则是可作为探究历史本质之线索的建筑事件。

南京基督教青年会旧址

二、任务及路径

当代史的任务是 ：一、确定“当下”的位置 ；二、确定“过去”的位置（截出历史周期）；三、建构过去与现在的“关系的形式”（确定历史周期的属性）。一般而言，关系的形式分为两类 ：一类是常见的线性因果关系，以及福柯所说的因果链的“循环往复的再分配”；另一类是某种激烈的、跳跃的关系，这种关系形式是在历史表面的匀质连续界面之下的空隙、裂口与结构错位。当代史考察的更多是后者。如果将历史比拟为人，那么当代史要面对的就是那些生病的人。过去，就是有创伤意味的记忆 ；现在，则是爆发中的身体疾病。它们或许没有明确的直接联系，但过去总是在不可预料的时间和地点回归现实，干扰并破坏当下身体的稳定状态。这种紧张关系类似精神症患者的精神与肉体、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冲突。而对“关系的形式”的搜寻和描述，也近于精神分析者的工作。

当代史中，事件就是疾病的显现。确定当下，就是找到事件。事件有大有小，但我们属意的那些，一般具有偶发性、荒诞性、扩张性等特征。偶发性是指事件的出现出人意料，仿佛从虚空中突然降临（比如央视配楼的无名大火）。事发原因晦暗难解，引人遐思。事发之后也并无发酵，似乎很快就被淡忘，消逝无踪。另外，有些事件并不引人注意，但它很偶然地为研究者所知。比如《中华路 26 号》中的改建事件，它本是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寻常小事，笔者在与涉及该项目的朋友闲谈中才不经意得知，继而着手研究。

荒诞性是指事件的表现形式，它是当代史研究对象的核心属性。如《作为受虐狂的环境》一文里写到的某新建筑改造行为 ：一个区级体育大厦，刚落成时备受瞩目、好评如潮，甚至边上的房子都被涂成跟它一样的红色 ；但没几年就被悄然改建成妇产医院，建筑师不再承认是其作品，相关人士也对之避而不谈。前后际遇的巨大反差，让这一寻常的新建筑改造事件变得不寻常，充满了莫名的荒诞气息。

扩张性是指事件的群体效应。很多事件看似单独出现，但一旦我们调整视角，就会发现在其周围早已有了协同者、效仿者、感染者。比如那起新建筑改造事件，因为设计者是知名建筑师，我们会当其为独立事件。但在对其所属的大型居住区（南湖新村）做全面盘查之后，我们发现同期建造的一批公共建筑都面临着被改造的窘境 ；它们不约而同地被此居住区排斥和拒绝。单个建筑事件的周围是群体事件，而更深层的问题则落在了背后的社区身上。 

以事件来确立“周期”，是当代史的主要研究路径。“周期”的成型需要两个事件。一般来说，发生在同一建筑身上的两次事件最为合适，比如本书中提到的“中华路 26 号”以及新建筑改造。也有可能是，在我们界定出一段历史周期并加以研究后，另一历史周期浮出水面。后者或许是诠释前者的关键，或许更能显现出周期的本质。比如那起体育大厦改造事件背后，是大型社区南湖新村 30 年来城市身份的艰难转型。顺理成章地，这段三年的小周期被纳入新出现的大周期里。继续深入下去，我们发现，真正的源头事件是“文革”结束时城市“下放户”回城。这些人是此社区的主要使用者，当下的新空间动作看似正面，却触动了这一特殊群体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就性质来说无异于入侵。他们的对抗策略是以弱者的身份实行“受虐狂的游戏”——让“入侵者”（时尚符号的布展工程）悬置，产生焦虑，继而歇斯底里，最后无奈退场。历史周期的主体、形态、结构一变再变，写作要捕捉的历史属性从荒诞性一步步走向悲剧性。

有时候，事件并不一定表现在建筑上，它还有其他类型的载体。比如南京“老城南保卫战”系列。这段充斥着事件的当代史有一个显在的周期——从旧城改造的最初规划到示范街区开街的 13 年，但是其内容过于复杂，梳理清楚其“局势、关系、条件”并不容易。笔者于是找到一幅明代古画作为事件载体：它在这个大周期里出现在两个不同的事件中，且事件地点都在门东地块。由此笔者在大周期里截出一个小周期来，时间是这 13 年里的 10 年，空间是老城南中的门东地块。从大周期缩聚到小周期，在此还导致周期属性发生微妙变化 ：这个大周期的属性是旧城改造中常见的商业资本与本土文化争夺空间的冲突 ；到了小周期，通过古画抽离出来的周期属性是复苏的“场所精神”（与权力机制相抗衡的市民生活）的自主回归，这一场所精神只属于“老城南”这一场所，且在明代中后期得以成型。这样，周期、事件的最终定位全部落在这幅古画上。

总的来说，具有重复性的事件是我们确定周期的关键。不过，哪些元素在重复出现？哪些重复带有事件特征？哪些重复的事件透出莫名的（荒诞的、古怪的、引人遐思的）气息？这需要我们仔细甄别。它决定了当代史写作的成败。 

南京老城南历史城区©luyiping9170

三、身份、距离与临时建构

当代史以当下的事件为切入点。这意味着作者必然身处事件之外、之旁甚或之中，距离游走不定。他从旁观者、见证者，到研究者，再到参与者，身份亦变化频繁。马克思在写作《雾月十八》时，其身份的复杂性达到了极致 ：他的自我定位是历史学家；在普通读者看来，他是时事政论家；在特定阶层看来，他是革命导师或异见分子 ；在文章结束时，他又像一个大祭司式的预言家。 

当代史的作者必然具有多重身份。这是一柄双刃剑。有利的一面是，它使写作具有现场感，直接掌握第一手资料。它们大多以非正式的信息方式存在——还未被过滤和清洗，研究者可由之观测到事件的细微变化。它们一闪即逝，不在局中就无从知晓。研究完成后，其成果进入现实，在媒介与知识层面上继续发挥效能，对现实世界产生作用。在 1851 年 12 月 3 日，即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复辟帝制的第二天，马克思遂着手对该事件的研究，四个月后完成《雾月十八》全书。随后该书被翻译为英文在美国出版，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施以影响。

不利的一面是，研究者离对象过近，易使主观的情感要素介入过多。这会导致历史写作所必要的距离感消失，研究的立场因此失去宏大视野，滑入浅层的情绪模式，甚至会做出错误的结论。比如，与《雾月十八》同时期的相类著作还有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雨果认为该事变是个人的暴力行为，他的态度是“尖刻和机智的痛骂”。马克思对雨果的批评是 ：“他没有察觉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巨人了。”也就是说，雨果的批评看似否定，实则是肯定。这显然是个根本性的误判。不利的另一面是，当下事件尚在进行，研究者的过度介入有可能会对之产生干扰。而且，这一干扰反过来还可能影响到研究本身，比如周期的终点事件出现变数，这可能会推翻论文的结构、主题设定，使论证逻辑作废等，研究面临崩盘的危险。

危险亦是考验。写作应该止于何处？如何处理新生的变数？如何为之调整研究路径，重设论证逻辑与研究目的？主体参与的界限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使得当代史走上“临时建构”之路。每一次当代史写作，都是一次暂时的、片段的建构。它不是安全屋，能满足读者对现实的美好想象 ；也不是发泄桶，让作者的情绪和道德诉求得到释放。相反，它在建造一栋“危楼”，其中充斥着力量的对抗、错动的结构层、莫名的事物、裂缝与阴影。就像在《雾月十八》中，所有关系都是不正常、扭曲、临时的——因为那个历史周期的属性就是“革命危机的时代”，“一个民族陷入癫狂的状态”。由事件构成的历史周期，是一柄矛盾与冲突的“时间炖锅”。它不存在直线的因果律，而是各条关系线交错纵横，且常常处于濒临绷断的边缘。事件爆发就是局部极限状态被冲破的结果。所以，对“危楼”的建造同样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它邀请读者加入进来，共享对现实的另一种体验——或许还可为“危楼”工程尽上一份力，比如让某条关系线提前绷断。

《作为受虐狂的环境》一文里包含两层临时建构。在第一层关于建筑的小周期中，作者借由私人关系获得新建筑改造的事件信息，研究有了一个开端。在第二层关于南湖新村的大周期中，作者的角色更为复杂，旁观者、研究者、参与者，顺次转换。整整一年的实地调研，作者在获取大量的原始资料之外，还参与了社区的日常生活，这给研究对象带来微妙的影响。“受虐狂的游戏”尚在进行，各方参与者都处于高度敏感的状态，尤其是历史周期的主体“下放户”们。研究者与他们的寻常交流，常常激起出乎意料的反应。他们被获知的信息刺激，无声的解构式的“受虐狂的游戏”不自觉地向喧嚣的“对抗性战争”演变。这超出了研究者的论述范围与概念界限，所以本项研究在一个省略号中结束。显然它还需要第三层临时建构，不过这应该是几年后的事了。 

南湖新村（1983年）

四、拼图与密度

当代史是从个体经验出发的历史。历史与研究者之间的距离不再恒定，二者时常交融合一。为了避免过于主观化，当代史采用的是拼图模式——它不仅需将历史碎片拼合成一张完整图像（临时建构也是一项结构严谨的工作），还是多个主体、多个平行存在的写作。一次写作构成一个独立的小历史。这一拼合是水平的，即不同事件点、不同作者的拼合 ；也是垂直的，即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写作角度的拼合。

水平的拼合，就像马克思的《雾月十八》与雨果的《小拿破仑》、蒲鲁东的《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雨果是主观情绪型，蒲鲁东是客观理性型 ； 这二人的观点态度代表了大多数人，易于获得共鸣。相比之下，马克思处于完全不同的层面上 ：他建构的是一个历史空间，其中每个角色（山岳党、保皇派、共和党、无产阶级、农民、军队、路易·波拿巴）都有着复杂的心态，他们被时代裹挟，身不由己地做出各种动作，三年中，无论是自身的立场还是相互关系都在不停变动，这些改变既诡谲又合理，共同为这段历史周期确立下独特属性。面对三者，读者不难辨认哪一本更能揭示出历史与当下的本质面目。

垂直的拼合，马克思也有典例。他在 1850 年针对《雾月十八》的三年周期中的两年另外独立成篇，即《1848—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本书的主旨是研究在这两年的革命进程中，变革的党是如何通过一系列失败（不是成功）而成熟起来，成为革命的党。该书写于《雾月十八》之前，二者主题不同，但角色、事件等素材基本一致。垂直的叠合展现出那段革命史内容的丰富性，还能帮助作者进行主题的层级区分——是推动革命者自身进步更迫切，还是揭示历史（时代）的荒诞本质更重要？笔者在“老城南保卫战”系列研究中也采用了类似方法。《“场所精神”的回归》一文是以《南都繁绘图卷》为切入点，在“老城南保护战”这段当代史中切割出一块“小历史”来，确定周期，挖掘出“关系的形式”，诠释“老城南保卫战”最终逆转的内在原因。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仍然切出以《南都繁绘图卷》为首尾的历史周期，仍以场所精神的回归为“关系的形式”，但诠释的不是“保卫战”事件，而是在这个周期里出现的三次规划方案。在《〈南都繁绘图卷〉 与〈康熙南巡图〉（卷十）》一文中，笔者对比两幅古画，抽取出《南都繁绘图卷》的主旨——老城南的场所精神在明末就已确定，历经数百年延续下来。垂直来看，它可说是另两项当代史写作的基础。

两种拼合中，多线的逻辑、信息、元素互相关涉与撞击，能够将某些东西挤迫出来。比如《雾月十八》与雨果、蒲鲁东的拼合，产生出来的是对两种普遍偏见的纠正 ：历史的荒诞性不是由个人导致或者是无主体的过程。再与《1848—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拼合，出现的就是革命者的自我反思（革命失败不是缘于敌人强大，而是由于自身的软弱、不彻底与局限性），以及应该如何反思（对时代的荒诞本质的认知是反思的基本前提）。“老城南保卫战”系列则是从三个角度挤迫同一个问题 ：在此历史周期里，场所的反权力本性如何被引发显现，对现实产生了怎样的作用？

一次当代史写作就是一块拼图。无论是水平拼合还是垂直拼合，要想挤迫出历史的本质（喜剧性、悲剧性、荒诞性），仍然需要足够的密度。密度一方面指拼块本身素材的多元性。当代史研究需要大量尚未成为“史料”的素材。这些素材如何获取？或者需要哪些素材？这些素材在哪里？这些都无先见经验。在“老城南保卫战”系列中，笔者参阅了同事们关于门东地块的基础研究。这些过程性素材既未被收入正史，也未被官方正式发布。在南湖新村研究中，开端事件（新建筑改造）的资料来源于与笔者相熟的一位建筑师，而源头事件（“下放户”回城）几乎不存在于正史，只在一些本地作家的文学作品里委婉闪现 ；但它却是南京人私下共享的集体记忆——笔者从一些同事那里获知了不少相关信息。还有许多重要的信息收集必须借助于网络，比如与体育大厦同期的一批新建筑改造失败事件，仅见于网络的角落旮旯。当代史素材已不再依赖档案室，各种媒介、各条渠道都需用上。

当然，相比于如何获取资料，朝哪些方向去搜寻资料更为重要，往往由研究者的直觉来判断。这或许是当代史写作最难把握的地方。密度的另一面是指，拼块越多，挤迫出来的动荡、冲突的状态越清晰。正如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里写道，“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所谓‘紧急状态’并非什么例外，而是一种常规”。只有在多层面、多角度的拼合中，“紧急状态”里的历史属性及其可能的诠释路径才会冲破一切界限，袒露在我们眼前。 

〈南都繁绘图卷〉（请横屏观看）↓

五、预言

马可·奥勒利乌斯在《沉思录》里说道：“看到了现实的人就看到了所有事情；难以探测的过去发生的事情和未来将发生的事情。”这句话的前半段就是当代史的工作 ：看到现实，探测过去。至于后半段的未来之事，不在当代史的研究范畴内。但是，在前半段工作结束的时候，关于未来的预测常常会自动浮现。比如在《雾月十八》的“历史周期”里，过去成为现在的一部分，当下事件获得理解，它不再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惊爆点（该书出版前，“波拿巴事变”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奇迹”），它成为正在延伸的历史之流中的一环。

当下既连接着过去，也连接着尚未显现的未来。在书的最后一章中，马克思指出，“波拿巴事变”并非结束，它还对法国革命的未来和无产阶级的后续战斗策略有所启示。所以，当下不仅是周期的终点，它还预告（或许还推动）着另一段“小历史”的形成。

不过，预言并非提前设定的目标或终点 ；它是研究的副产品，它在写作趋于结束之时才有可能出现。据笔者个人经验来看，对历史周期的建构成效，对关系形式的挖掘深度，对历史本质的揭示面积，直接影响到预言的质量。换句话说，高级的当代史写作，不仅会让读者窥见未来，它还建构着未来。不止写作者，读者也有份参与，做出贡献。

原载于《遗忘之场》

胡恒 著

本文是《遗忘之场》的序言

《遗忘之场》

胡恒 著

ISBN：978-7-5608-7962-8

书名：遗忘之场

单价：68.00元

版次：第1版

字数：240 000

出版：同济大学出版社·光明城

什么是“遗忘之场”？

“遗忘之场”即“当下之场”——当下的建筑、城市活动已不是单纯的学科或专业行为，它与社会的深层结构运动休戚相关，与每个人的生活密不可分。胡恒在这本《遗忘之场》里，选取的是南京城里的当代建筑事件，以此自检、分析并清理“遗忘之场”，以求建立新的“记忆之场”。它将为我们打开看待当代城市变迁的另一种视角。

《遗忘之场》是由胡恒主编的“当代史”丛书的第一本。“当代史”丛书面对的是进行中的当下，目的是让那些给予我们冲击的、有意义的却正在被忘却的事，成为历史；它是一项历史逻辑的重建工作。丛书计划包含三本，由三位作者借助某些特殊的当下（也就是被人们快速遗忘中的事件）去展开一条历史脉络，通过一些或隐或显的历史节点串联起这条脉络，以此建立新的历史逻辑，更新历史的剧情。以个案研究为切入点，将其抽离出时下语境，使之与历史产生联系，建构新的历史周期，使之成为历史脉络中的一个环节，进而产生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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